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水源区和生态功能区，在我国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尽管黄河流域水质逐步改善、水土流失减缓，但仍需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

　　黄河流域由于长期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中欧体育全站，生态环境脆弱。尤其是上中游地区多为干旱或半干旱地带，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较大。流域3/4以上区域属于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

　　生态需求保障不足。黄河流域资源承载力、水生生物多样性水平都较低。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双重影响，黄河径流量降低，部分支流断流，生态流量达标率较低，河流廊道生态功能退化。

　　水土流失严重。经过多年治理中欧体育平台，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情况得到有效遏制，但水土流失面积仍高于其他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占比。

　　黄河流域以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能源基地集中，煤化工企业占比较高，产业转型升级滞后。水污染呈现结构性污染特征，主要污染源来自于重工业、农业和生活等。近年来，黄河流域水质呈好转趋势，上游水质优于下游、干流水质优于支流，但中游部分支流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缺失。黄河流域9个省区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空间开发分散无序。经济基础相对偏弱，区域产业结构同质性强，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流域内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有待加强，各治理主体仍没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社会公众对空间治理参与不足。

　　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仍不完善。在政策体系层面，专门规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政策文件也较少。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的政策综合效应不足，部分生态环境治理项目分属不同的部门管理，项目间协调性较差。

　　生态环境治理能力薄弱。部分地区对生态保护的投入不足，未能落实已有规划的生态保护措施，对规划方案也未进行细化，没有制定生态保护专项行动计划。区域环境污染减排目标制定未能与环境质量改善效益评估、流域上下游地区环境绩效评估相衔接。部分地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不到位。一些地方仍需化解当前污染物持续达标排放与水质未见明显改善之间的矛盾。

　　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薄弱。黄河流域仍有部分县级以上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和农村水源地不能满足规范化建设要求，管网不健全，部分功能缺失，尚未形成水利设施运行管护机制。部分地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污水处理工程建设进展迟缓。政府财政压力大，第三方治理参与度低。部分污水处理厂设计标准偏低，科技支撑薄弱，污水实际处理效果不佳，部分乡镇污水处理厂和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无法正常运行。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为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沿黄各地要准确把握保护和发展关系，把大保护作为关键任务，通过环境整治、深度节水控水、生态保护修复，改善流域生态环境，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一体化保护和环境协同化治理。

　　推进基于主体功能区的综合治理。建立包括供水安全、生态保护等在内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施河道和河滩综合治理工程，统筹推进两岸堤防、河道控导、滩区治理。强化黄河流域水资源调配、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的统筹管控，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上下游联动、左右岸一体、干支流统筹的治理格局。黄河流域上游、中游、下游采取差别化措施。上游围绕水源地保护，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应以黄土高原多沙粗沙区治理和淤地坝建设为重点，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下游应突出河口三角洲生态修复和生态补水，提升湿地生态功能。严格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在生态脆弱区、严重缺水区、地下水超采区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健全生态环境治理协同联动机制。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健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协同联动机制。统筹规划流域水功能空间保护格局。由政府牵头负责协调组织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涉水部门联合执法，强化与公、检、法机关的沟通协作。明确涉水刑事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等衔接程序，规范案件办理，形成有效的执法合力。统筹协调流域与区域之间的管理关系，加强跨区域、多部门的协同合作。完善流域、区域、行业管理的议事协商制度，形成上中下游之间互联互通、协同共治机制。

　　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采取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精细调度，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实行用水总量和强度控制。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流域用水效率。沿黄河开发建设必须严守水资源开发利用上限，节水优先，充分考虑生态、生活和生产用水安全。坚持以水定地、以水定产，严格高耗水产业准入，倒逼能源、化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健全流域用水定额和水权交易制度，推进高效节水灌溉。逐步退还被挤占的生态用水，核定生态补水需求，适度增加生态水量。建立流域水资源承载能力监管预警机制，对超指标用水地区，实施用水总量削减方案。

　　加强生态空间管控。保护流域生态系统基本水域条件，明确河流行蓄洪区、饮用水水源地、水源涵养与水土流失防治区等生态空间范围。维护河流廊道重要生态功能，保障河道基本生态流量。实施水系连通工程，构建黄河干支流生态水网。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开展退耕还湿、退塘还河，促进受损生态系统修复。强化多沙粗沙区水土流失监管，完善水土流失综合防治体系，加强水沙联合调控，确保河道不淤积，提高径流调节能力。开展黄河滩区治理，强化河口生态空间管控，推进河口重要生态系统修复。

　　完善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加大流域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健全环境风险防控体系。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布局，确保不再新增规划和建设负面清单内的行业和企业。强化重点行业水污染物减排，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控制入河污染物总量。严格限制煤炭、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等工业基地非达标废水排放，注重灌区及河湖周边点源和面源污染控制，优化排污口设置。加强重点地区环境风险企业布设，完善工业园区环境管理，激励污水再生回用。推动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提升环境风险防控水平。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不断开创新时代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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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